寫於中華殉道聖人瞻禮前夕

二零一一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紀念。不知是否因為這個緣故,最近幾年,文壇上出版了不少追憶革命前因、過程和後果的作品,讓生長在和平的搖籃裏的一代,有機會去傾聽華廈民族這百年來的哀歌。

 

無論是那一個民族,讀它的歷史,只會知道一個概況,就好像一個人,外觀只知其輪廓形貌行爲,極其還有一生際遇,但體內的每個細胞如何形成和分裂,不放在顯微鏡下,便無從得知。文學就是這樣的一個顯微鏡。文學作品往往捕捉到很多人物和故事,讓讀者可以深入地觀察到歷史内的「細胞」如何「新陳代謝」,觀察到生逢亂世,許多原本飽蓄著生命力的「細胞」,慘被暴力剝奪了生存的喜悅與自由。

 

香港大學爲了「製造」這樣的「顯微鏡」,積極爭取有心人的慷慨支持,成功地為龍應台創造了一個「傑出人文學者」的教授席位,讓她不僅坐擁一個可供閉關的「寫作室」,還有大量資源去組織助理團和拍攝隊,大江南北,上山下海,四出探索我們上一代的滄桑和隱痛。龍應台面對浩瀚的史料,甚有「林深不知處」之嘆,而我,在探索天主奧秘的旅途上,亦大有「雲深不知處」的迷惘,是以對她不眠不休四百天而完成的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產生了強烈的共鳴。

 

書名雖然把時代定位於一九四九年,但歷史是連貫的,很多時候都無法以某一個年份去割斷,反正,四九年前後好長的一段日子,無論是中國或德國(書中也涉及德國的浩劫),都在血泊中翻滾呻吟,是一個事實。但最意想不到的,《大江大海》竟然也收錄了一段我教信徒為爭取信仰自由而浴血的慘劇。

 

事件發生在一九四六年,離北方軍事重地張家口不遠之處,有一個小城鎮,名叫崇禮。崇禮原名西灣子,從十八世紀開始,已經是天主教會向蒙古傳教的基地,到了十九世紀,南懷仁來到這裏,見它背倚廣袤千里的蒙古草原,林木茂盛,天然資源豐富,於是精心經營,令清水河畔矗立起宏偉莊嚴的教堂建築群,連綿二十四公頃,典雅有緻。此後兩百多年,全鎮三千居民基本上都信奉天主教。

 

八年抗戰結束,共黨軍團搶先從日本人手中接管了這個小鎮,居民被逼屈服於無神論的政權之下,深深感到無奈和怨憤。十五個月後,國軍舉兵進攻,意圖收復崇禮,崇禮人為了信仰自由,不惜冒險組織民團相助。不成功,便成仁﹗國軍無法一舉得勝,崇禮人便必須面對可怕的命運。

 

到國軍收復崇禮,立刻便廣邀南京記者前去採訪。以當時的交通設施而言,從南京到北塞,需時不少。軍方等到所有記者抵達後,立刻設宴款待,酒酣飯飽,才領記者到廣場去。當時,地面上都結了冰,記者看見地上密密麻麻地堆積著一些看不出是什麼的東西,而廣場側面一扇門前,站立著兩、三百個悲容滿臉的村民。

 

記者走著,走著,最後走到一個能夠清楚看見那些密密麻麻的東西的位置上,發覺竟是七、八百具殘破不全的屍首,有些斷首殘肢,有些腸開腹破,沒有一具完整,顯然是受盡酷刑而死。就在這時候,被攔在廊下的村民,突然呼天搶地地搶入廣場,在「冰鎮」的屍首堆裏尋找親人,剎那間,淒淒慘慘的哭聲衝天而起,籠罩著整個廣場。

 

四十天! 從死者受盡嚴刑致命,到家眷認屍,那些破破爛爛的屍體堆在雪地裏竟然長達四十天﹗龍應台不禁問:「為甚麼要讓這些被戕害的人曝屍那麼久﹖」為的,就是要上演「共軍的殘暴」這一幕,讓記者親眼目睹家屬在殘破的屍首堆中認親的悲慟和慘痛,勾動他們的憐憫,好讓他們回去大事報導,抨擊共軍。這就是戰時的攻心技倆!

 

摧殘心靈的劍刃與屠殺肉身的刀鋒,誰更冷酷?誰更無情?真是彼此都沒有資格去指責對方!猶幸,崇禮英魂的肉身和心靈雖已憔悴,天主卻永遠是他們心中的福分和磐石。(參閲詠七十三:26)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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