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嘉模聖母堂的國語組教友很多都住得很遠，每次來聖堂都很費時，慢慢的，他們感到，教區應該多設一個堂區，於是，便向教區提出他們的需要。當時，嘉模聖母堂的教友紀錄都是登記時的資料，很多都已過時，但堂區沒有人手做更新的工作，我便自告奮勇，逐一打電話去給教友調查最新資料。結果發現，堂區教友登記有3000多個家庭，居於HWY401以北的教友佔了百分之五十五。1987年6月，我跟國語組教友一起去見Bishop Ambrozic。Bishop Ambrozic 看見我們整齊清楚的紀錄，開始意識到，多倫多確實需要多設一個華人堂區。
到了七月中，Bishop Ambrozic傳我去見面，告訴我教區已決定在多倫多東北部開創一個華人堂區，口頭任命我去主持。
我便在國語組教友的協助下，開始籌備新堂區的成立。我們請一位在天主教教育局管理學校的執事，為我們安排一間可以開彌撒的學校。執事很快便選了一間剛啓用一兩年的新學校Divine Infant Elementary School。
Bishop Ambrozic任命我的時候還有一個要求，新的堂區必須要用中國聖人的名字命名。我們向教區建議用明朝宰相徐光啓，但徐光啓不是聖人，事實上，當時中國人根本還未有聖人，我便想到中華殉道真福，於是放假回臺灣找到一位蒙席幫忙，得到羅馬發出的真福列品證明文件副本。有了這份文件，教區便正式批准我們的堂區為『中華殉道真福堂』。」
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但我還沒有收到委任狀。那應該是九月二十七日吧，我又去見Bishop Ambrozic，提醒他我只有口頭任命，沒有任命文件。Bishop Ambrozic連忙命人事部去準備我的文件。文件出來了，卻遇上郵局罷工，無法投寄，人事部便叫我親自去領取。那天，是九月二十八日，剛好就是中華真福的瞻禮。」我們都沉默了，我們的心都震動了。種種偶然和沒選擇下的選擇，最後出來的結果就是要讓我們清楚看見天主的旨意，一切事情都是天主成就的，人只不過是祂手中的工具。
「1987年10月4日，我們在Divine Infant小學舉行首祭，參與彌撒的教友有三百多人，但都不是本堂區的教友。」湯神父繼續追憶：「十月，我搬到教友Alan Kong夫婦家裏，堂區的第一個辦事處就在他們家裏。教區要支付我的食宿費，他們都捐給堂區了。我在他們家裏白吃白喝了好幾個月，教區才給我們購置了7 Whiteleaf Crescent 那座房子。 」
「中華殉道真福堂」的發展
「7 Whiteleaf Crescent這地方真好，教友都把這地方當作自己的家，很多事情都是他們分工合作完成的，連清潔工作都是他們負責的，每個人都是平等的，很好的。有一次大學放假的時候，Raymond Ip 和 Vivian Ip 兩兄妹會帶著同學從London 開兩輛汽車出來，男生住在地庫，女生擠在上層『打地鋪』，很熱鬧的。」湯神父回憶到這些快樂記憶，臉上的笑容很燦爛。
我原本打算，如有300多教友已經很不錯，不料，第二年，登記教友已增至600多人，再過一年，已經超過1000人，這樣一倍一倍地增加，發展得這樣快，一切都出乎意料之外。在這情況下，堂區委員會便想到建堂了。
當時的教友Tony Ma、Joe Chan、Eddie Leung、George Sit、Paul Chan 以及陳爵等人成立了建堂委員會，定期開會。建堂的過程十分繁複，從向教區申請到選址，從建築設計到動土，從無到有，大家都付出了很大努力。其實，堂區這座建築，當時總共設計了四、五款，我們交給臺灣一位專家黃教授審訂，黃教授很資深，而且經驗豐富，許多建築委員會的成員都是他的學生。黃教授選出了兩款，我們再從這兩款中落實現在這座建築。
建堂委員會又訂出了籌款計劃，交給教區管理財政的一位方濟各會士，他看過後，盛讚我們專業，說從沒有一個堂區的計劃作得這樣有條理。Tony ma和Joe Chan真是做得很辛苦的，他們一步一步的，很有計劃。」湯神父又笑了起來，說：「我什麽都交給教友做，只有兩件一定是自己做‥‥」
我搶著笑說：「開彌撒和聼告解嘛！」我們都哈哈大笑起來了！
湯神父說：「教友都是堂區的恩人，好像Frank Luk、陳熹和Bosco等等。Bosco是三藩市的教友，因Joe Chan的關係，捐了很多善款給建堂基金，他是慈幼會的學生，所以我們便把樓下禮堂命名為『聖鮑思高堂』。說真的，堂區沒有這些教友，我一個人可以做出什麽來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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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: 在神父宿舍小堂舉行堂區首祭
圖二: 在MaryWard Catholic School舉行聖誕子夜彌撒
圖三: 在Divine Infant Elementary School舉行彌撒聖祭
圖四: 在聖堂舉行彌撒聖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