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嘉模聖母堂的國語組教友很多都住得很遠,每次來聖堂都很費時,慢慢的,他們感到,教區應該多設一個堂區,於是,便向教區提出他們的需要。當時,嘉模聖母堂的教友紀錄都是登記時的資料,很多都已過時,但堂區沒有人手做更新的工作,我便自告奮勇,逐一打電話去給教友調查最新資料。結果發現,堂區教友登記有3000多個家庭,居於HWY401以北的教友佔了百分之五十五。1987年6月,我跟國語組教友一起去見Bishop Ambrozic。Bishop Ambrozic 看見我們整齊清楚的紀錄,開始意識到,多倫多確實需要多設一個華人堂區。

到了七月中,Bishop Ambrozic傳我去見面,告訴我教區已決定在多倫多東北部開創一個華人堂區,口頭任命我去主持。

我便在國語組教友的協助下,開始籌備新堂區的成立。我們請一位在天主教教育局管理學校的執事,為我們安排一間可以開彌撒的學校。執事很快便選了一間剛啓用一兩年的新學校Divine Infant Elementary School。

Bishop Ambrozic任命我的時候還有一個要求,新的堂區必須要用中國聖人的名字命名。我們向教區建議用明朝宰相徐光啓,但徐光啓不是聖人,事實上,當時中國人根本還未有聖人,我便想到中華殉道真福,於是放假回臺灣找到一位蒙席幫忙,得到羅馬發出的真福列品證明文件副本。有了這份文件,教區便正式批准我們的堂區為『中華殉道真福堂』。」

「一切都安排好了,但我還沒有收到委任狀。那應該是九月二十七日吧,我又去見Bishop Ambrozic,提醒他我只有口頭任命,沒有任命文件。Bishop Ambrozic連忙命人事部去準備我的文件。文件出來了,卻遇上郵局罷工,無法投寄,人事部便叫我親自去領取。那天,是九月二十八日,剛好就是中華真福的瞻禮。」我們都沉默了,我們的心都震動了。種種偶然和沒選擇下的選擇,最後出來的結果就是要讓我們清楚看見天主的旨意,一切事情都是天主成就的,人只不過是祂手中的工具。

「1987年10月4日,我們在Divine Infant小學舉行首祭,參與彌撒的教友有三百多人,但都不是本堂區的教友。」湯神父繼續追憶:「十月,我搬到教友Alan Kong夫婦家裏,堂區的第一個辦事處就在他們家裏。教區要支付我的食宿費,他們都捐給堂區了。我在他們家裏白吃白喝了好幾個月,教區才給我們購置了7 Whiteleaf Crescent 那座房子。 」

「中華殉道真福堂」的發展
「7 Whiteleaf Crescent這地方真好,教友都把這地方當作自己的家,很多事情都是他們分工合作完成的,連清潔工作都是他們負責的,每個人都是平等的,很好的。有一次大學放假的時候,Raymond Ip 和 Vivian Ip 兩兄妹會帶著同學從London 開兩輛汽車出來,男生住在地庫,女生擠在上層『打地鋪』,很熱鬧的。」湯神父回憶到這些快樂記憶,臉上的笑容很燦爛。

我原本打算,如有300多教友已經很不錯,不料,第二年,登記教友已增至600多人,再過一年,已經超過1000人,這樣一倍一倍地增加,發展得這樣快,一切都出乎意料之外。在這情況下,堂區委員會便想到建堂了。

當時的教友Tony Ma、Joe Chan、Eddie Leung、George Sit、Paul Chan 以及陳爵等人成立了建堂委員會,定期開會。建堂的過程十分繁複,從向教區申請到選址,從建築設計到動土,從無到有,大家都付出了很大努力。其實,堂區這座建築,當時總共設計了四、五款,我們交給臺灣一位專家黃教授審訂,黃教授很資深,而且經驗豐富,許多建築委員會的成員都是他的學生。黃教授選出了兩款,我們再從這兩款中落實現在這座建築。

建堂委員會又訂出了籌款計劃,交給教區管理財政的一位方濟各會士,他看過後,盛讚我們專業,說從沒有一個堂區的計劃作得這樣有條理。Tony ma和Joe Chan真是做得很辛苦的,他們一步一步的,很有計劃。」湯神父又笑了起來,說:「我什麽都交給教友做,只有兩件一定是自己做‥‥」

我搶著笑說:「開彌撒和聼告解嘛!」我們都哈哈大笑起來了!

湯神父說:「教友都是堂區的恩人,好像Frank Luk、陳熹和Bosco等等。Bosco是三藩市的教友,因Joe Chan的關係,捐了很多善款給建堂基金,他是慈幼會的學生,所以我們便把樓下禮堂命名為『聖鮑思高堂』。說真的,堂區沒有這些教友,我一個人可以做出什麽來?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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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: 在神父宿舍小堂舉行堂區首祭

圖二: 在MaryWard Catholic School舉行聖誕子夜彌撒

圖三: 在Divine Infant Elementary School舉行彌撒聖祭

圖四: 在聖堂舉行彌撒聖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