豐子愷居住在上海時，看見街上一幢樓房，上面有兩戶人家在外牆上裝了一把狀如車輪的大鐵扇骨，每根鐵骨的尖端都很銳利，一看而知，是用來防止鄰人逾牆的裝置。豐子愷覺得這把大鐵扇骨觸目驚心，可説是「人類羞恥的象徵，人類罪惡的鐵證」，是以把這景象速寫下來，題名《鄰人》。
豐子愷後來以同一題目發表了一篇文章，說住在上海的人「打牌猜拳之聲相聞，至老死不相往來」。既然各家只管打掃自己門前的雪，鄰居的「身家性行」一概不知，在良莠不齊的上海，要防也是可理解的。
可是，外在環境影響内在氛圍，法律制定得愈精細，房屋保安得愈嚴密，人的心靈世界也相應地建築起銅牆鐵壁；多一分防範，少一分溫情，拒人於外，亦自囚於内。擔心損失，擔心傷害，安全感不足所引發的恐懼，結實地捆綁著愛情的腳步，無法走到天主希望人類到達的共融境界。
疏離，既不為仇，也不為恨，而是建築在「害怕」的基調上，與愛背道而馳，著實令人惋惜和慨嘆。如果整個人類，都能像法國文豪雨果筆下的《悲慘世界》中的人物，精煉愛情成化境，那人間亦已天堂，那容地獄的魔爪來作分化！
《悲慘世界》這故事的主人翁華翰年少時，為了姐姐和她三個快要餓死的孩子鋌而走險，去偷麵包，結果給警察逮過正著，入獄五年。後來又累次越獄不果，刑期相繼加長，結果度過了十九年的鐵窗生涯。出獄後，他來到一個市鎮，當地人十分害怕釋囚，沒有一家旅館願意接待他。正當華翰苦惱無告之際，有個婦人指示他去敲一戶人家的門。華翰按照那女子的指示前去，發現屋主竟是一位主教。麥理奧主教邀請華翰共進晚餐，之後又招待他留宿。可惜，華翰不知感恩，偷去主教的銀製餐具，連夜逃跑。
可是，他又給警察逮捕了。警察把他押囘主教家裏查問。主教竟然告訴警察，那些銀器是他送贈給華翰的，還把一對貴重的銀燭臺捺進華翰懷裏，責怪他走得匆忙，忘了拿去。警察走後，主教「提醒」華翰答應了會好好利用那對燭臺，作一個誠實的人，但華翰卻記得沒有作過如此承諾，感到一時迷惘。
華翰改名換姓，在事業上取得很大成就，不單成了巨富，還當上市長。那對銀燭臺一直「供」在家裏，提醒著他那個從未許過的「承諾」。以後，華翰跌宕人生，為義，他甘願犧牲財富、地位與自由，為愛，他又甘願操持賤役，赴險犯難。這一切，全因為有一個人，曾讓一個帶罪的靈魂，沐浴在愛的玉液内，品嚐到寬恕的瓊漿。
華翰天良發現那一刻的情景，那一聲狂吼，多年來一直在我心頭激盪，使我相信：愛，可以填平罪過的幽壑，可以溫暖最冰冷的心腸，可以照耀千古的長夜！當然，有人認爲，這只不過是小説人筆下的故事，在現實世界裏，過於寬仁，只會縱容罪犯，危害社會。理性固然可取，但人若浸潤在愛之内，應該有足夠的智慧去辨別罪性。
在中國的歷史裏，有一段為人歌頌了二千多年的友誼，足可解釋這種智慧。管仲和鮑叔牙合夥營商，管仲總是多取利潤，多佔便宜，朋友都說管仲貪財，但鮑叔牙卻為管仲辯護，說他家裏窮，沒錢無以為生。管仲三次當官，都遭人解僱，朋友又在背後彈唱他沒有本事，鮑叔牙又為他解釋，說他只不過是時運不濟，與才幹無關。管仲去打仗，每次衝鋒，他總是墮後，每次撤退，他總跑在最前，朋友又批評他窩囊，鮑叔牙仍然為他辯護，說管仲需要保著性命，孝養年老的母親。
到了姜小白奪得政權，要委任鮑叔牙為相，鮑叔牙卻力薦管仲，認爲他才是治國高賢。結果，管仲輔助姜小白（齊桓公）登上春秋第一代霸主的寶座，而他自己亦成了千秋推許的賢相。
據管仲的評價，鮑叔牙疾惡如仇，容不得過失。既然鮑叔牙不是善惡不明的人，那為什麽能夠包容一個貪財怕死、為人齒冷的管仲呢？原因就是，他太了解這位朋友！了解別人的處境，才能體恤，能體恤，才能夠去愛。
「要愛你們的近人，如同自己。」這一聲來自天上的叮嚀，原是愛的入門功課。不是嗎？如果連鄰人也未能愛，那怎可能有氣度胸襟更上層樓去愛仇人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