豐子愷居住在上海時,看見街上一幢樓房,上面有兩戶人家在外牆上裝了一把狀如車輪的大鐵扇骨,每根鐵骨的尖端都很銳利,一看而知,是用來防止鄰人逾牆的裝置。豐子愷覺得這把大鐵扇骨觸目驚心,可説是「人類羞恥的象徵,人類罪惡的鐵證」,是以把這景象速寫下來,題名《鄰人》。

 

豐子愷後來以同一題目發表了一篇文章,說住在上海的人「打牌猜拳之聲相聞,至老死不相往來」。既然各家只管打掃自己門前的雪,鄰居的「身家性行」一概不知,在良莠不齊的上海,要防也是可理解的。

 

可是,外在環境影響内在氛圍,法律制定得愈精細,房屋保安得愈嚴密,人的心靈世界也相應地建築起銅牆鐵壁;多一分防範,少一分溫情,拒人於外,亦自囚於内。擔心損失,擔心傷害,安全感不足所引發的恐懼,結實地捆綁著愛情的腳步,無法走到天主希望人類到達的共融境界。

 

疏離,既不為仇,也不為恨,而是建築在「害怕」的基調上,與愛背道而馳,著實令人惋惜和慨嘆。如果整個人類,都能像法國文豪雨果筆下的《悲慘世界》中的人物,精煉愛情成化境,那人間亦已天堂,那容地獄的魔爪來作分化!

 

《悲慘世界》這故事的主人翁華翰年少時,為了姐姐和她三個快要餓死的孩子鋌而走險,去偷麵包,結果給警察逮過正著,入獄五年。後來又累次越獄不果,刑期相繼加長,結果度過了十九年的鐵窗生涯。出獄後,他來到一個市鎮,當地人十分害怕釋囚,沒有一家旅館願意接待他。正當華翰苦惱無告之際,有個婦人指示他去敲一戶人家的門。華翰按照那女子的指示前去,發現屋主竟是一位主教。麥理奧主教邀請華翰共進晚餐,之後又招待他留宿。可惜,華翰不知感恩,偷去主教的銀製餐具,連夜逃跑。

 

可是,他又給警察逮捕了。警察把他押囘主教家裏查問。主教竟然告訴警察,那些銀器是他送贈給華翰的,還把一對貴重的銀燭臺捺進華翰懷裏,責怪他走得匆忙,忘了拿去。警察走後,主教「提醒」華翰答應了會好好利用那對燭臺,作一個誠實的人,但華翰卻記得沒有作過如此承諾,感到一時迷惘。

 

華翰改名換姓,在事業上取得很大成就,不單成了巨富,還當上市長。那對銀燭臺一直「供」在家裏,提醒著他那個從未許過的「承諾」。以後,華翰跌宕人生,為義,他甘願犧牲財富、地位與自由,為愛,他又甘願操持賤役,赴險犯難。這一切,全因為有一個人,曾讓一個帶罪的靈魂,沐浴在愛的玉液内,品嚐到寬恕的瓊漿。

 

華翰天良發現那一刻的情景,那一聲狂吼,多年來一直在我心頭激盪,使我相信:愛,可以填平罪過的幽壑,可以溫暖最冰冷的心腸,可以照耀千古的長夜!當然,有人認爲,這只不過是小説人筆下的故事,在現實世界裏,過於寬仁,只會縱容罪犯,危害社會。理性固然可取,但人若浸潤在愛之内,應該有足夠的智慧去辨別罪性。

 

在中國的歷史裏,有一段為人歌頌了二千多年的友誼,足可解釋這種智慧。管仲和鮑叔牙合夥營商,管仲總是多取利潤,多佔便宜,朋友都說管仲貪財,但鮑叔牙卻為管仲辯護,說他家裏窮,沒錢無以為生。管仲三次當官,都遭人解僱,朋友又在背後彈唱他沒有本事,鮑叔牙又為他解釋,說他只不過是時運不濟,與才幹無關。管仲去打仗,每次衝鋒,他總是墮後,每次撤退,他總跑在最前,朋友又批評他窩囊,鮑叔牙仍然為他辯護,說管仲需要保著性命,孝養年老的母親。

 

到了姜小白奪得政權,要委任鮑叔牙為相,鮑叔牙卻力薦管仲,認爲他才是治國高賢。結果,管仲輔助姜小白(齊桓公)登上春秋第一代霸主的寶座,而他自己亦成了千秋推許的賢相。

 

據管仲的評價,鮑叔牙疾惡如仇,容不得過失。既然鮑叔牙不是善惡不明的人,那為什麽能夠包容一個貪財怕死、為人齒冷的管仲呢?原因就是,他太了解這位朋友!了解別人的處境,才能體恤,能體恤,才能夠去愛。

 

「要愛你們的近人,如同自己。」這一聲來自天上的叮嚀,原是愛的入門功課。不是嗎?如果連鄰人也未能愛,那怎可能有氣度胸襟更上層樓去愛仇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