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……續上……)
一九三七年，國內爆發七七事變，中國大半壁江山淪陷於日本鐵騎之下，陸徵祥神父身在異鄉，無法再涉足政治舞臺，謀求對策。然而，無論是地域限制，抑或身份轉換，都無法消磨他去國愈遠愈濃，愈久愈純的愛國之情。幸好，他此刻已擁有超性的恩典去共襄國難。他每天晨起，披上祭衣，登上祭壇，高舉盛載著羔羊體血的聖爵，為祖國的和平獻祭，並且每天為救國祈禱。除了屬靈的努力之外，他又從事文字工作。
早在一九三一年，日本侵略中國東三省開始，他已書寫文章去闡釋正義與和平的真諦，採用神學理論去駁斥侵略者的歪理，此時，更主編《益世報海外通訊》[1]，讓歐洲人民知道中國的苦況，予以支持。但戰火無情，到了一九四零年，比利時也遭受到戰火蹂躪，連聖安德隱院也被德軍強佔了，全院修士被逼散居。陸徵祥神父自進隱院以後，十多年來，守靜寡言，謝絕會士和新聞界的訪問，但現看見死者血肉橫陳，生者又水深火熱，鬱苦無告，便打破沉默，試圖以自己一生的故事，刻劃出天主的慈愛和上智的安排，盼能燃起人世間希望的火光。
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國內人士開始致函促請他回國，田耕莘樞機[2]甚至為此事親臨聖安德隱院，陸神父心裏想，這是不是天主的旨意呢？但回國又該從事甚麼事業？就在這時候，教廷來了一個喜訊。
一九四六年，教宗任命陸徵祥神父為聖伯多祿隱院榮譽會長，授以會規、權杖和指環。陸院長開始想，天主是不是要派遣他回國創立隱修院呢？但教廷一直保持沉默，而他的健康又反覆多變，看來這又不像是天主的意願。正在這思量未決之際，中國教會又傳來喜訊，原來吳經熊公使不畏煩難，已把聖詠翻譯成中文，成書出版。之後又完成了翻譯新經全集，陸徵祥院長和羅光神父[3]奉命審查譯文。
一九四七年十月三日，陸徵祥院長下筆簽寫「無礙付印」(Nihil obstat)時，說：「那次(巴黎和會)我們沒有簽字，可是今天的簽字，勝過(巴黎)凡爾賽宮奧國條約的簽字和日本二十一條的簽字。今天簽字，乃為取得我的永生。」陸院長手上的大筆一揮，中國信徒從此便有中文聖經可讀，那是一條光明大道，沿途可以奔赴一個和平公義的天鄉，在那裏，再也沒有血淚，沒有屈辱。想陸院長這次簽字，應該足以掃淨他半生的遺憾和沉痛吧！
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，是陸徵祥院長發本篤會三願的二十週年，就在這一天的同一個鐘點裏，他呼出了最後一口氣，走出人世這涕泣之谷。「……這場好仗， 我已打完； 這場賽跑， 我已跑到終點；這信仰， 我已保持了。從今以後，正義的冠冕已為我預備下了，就是主，正義的審判者，到那一日必要賞給我的；不但賞給我，也賞給一切愛慕他顯現的人。」(弟後四：7)
(完)
[1] 野聲(于斌)總主教(一九六七年獲教宗任命樞機)第二次為抗戰出國奔走，路過比利時，與陸徵祥謀劃《益世報海外通訊法文版》。
[2] 第一位華人樞機。
[3] 一九六一年晉牧，一九六六年陞總主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