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……續上……)

 

         一九三七年,國內爆發七七事變,中國大半壁江山淪陷於日本鐵騎之下,陸徵祥神父身在異鄉,無法再涉足政治舞臺,謀求對策。然而,無論是地域限制,抑或身份轉換,都無法消磨他去國愈遠愈濃,愈久愈純的愛國之情。幸好,他此刻已擁有超性的恩典去共襄國難。他每天晨起,披上祭衣,登上祭壇,高舉盛載著羔羊體血的聖爵,為祖國的和平獻祭,並且每天為救國祈禱。除了屬靈的努力之外,他又從事文字工作。

 

        早在一九三一年,日本侵略中國東三省開始,他已書寫文章去闡釋正義與和平的真諦,採用神學理論去駁斥侵略者的歪理,此時,更主編《益世報海外通訊》[1],讓歐洲人民知道中國的苦況,予以支持。但戰火無情,到了一九四零年,比利時也遭受到戰火蹂躪,連聖安德隱院也被德軍強佔了,全院修士被逼散居。陸徵祥神父自進隱院以後,十多年來,守靜寡言,謝絕會士和新聞界的訪問,但現看見死者血肉橫陳,生者又水深火熱,鬱苦無告,便打破沉默,試圖以自己一生的故事,刻劃出天主的慈愛和上智的安排,盼能燃起人世間希望的火光。

 

       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,國內人士開始致函促請他回國,田耕莘樞機[2]甚至為此事親臨聖安德隱院,陸神父心裏想,這是不是天主的旨意呢?但回國又該從事甚麼事業?就在這時候,教廷來了一個喜訊。

 

        一九四六年,教宗任命陸徵祥神父為聖伯多祿隱院榮譽會長,授以會規、權杖和指環。陸院長開始想,天主是不是要派遣他回國創立隱修院呢?但教廷一直保持沉默,而他的健康又反覆多變,看來這又不像是天主的意願。正在這思量未決之際,中國教會又傳來喜訊,原來吳經熊公使不畏煩難,已把聖詠翻譯成中文,成書出版。之後又完成了翻譯新經全集,陸徵祥院長和羅光神父[3]奉命審查譯文。

 

        一九四七年十月三日,陸徵祥院長下筆簽寫「無礙付印」(Nihil obstat)時,說:「那次(巴黎和會)我們沒有簽字,可是今天的簽字,勝過(巴黎)凡爾賽宮奧國條約的簽字和日本二十一條的簽字。今天簽字,乃為取得我的永生。」陸院長手上的大筆一揮,中國信徒從此便有中文聖經可讀,那是一條光明大道,沿途可以奔赴一個和平公義的天鄉,在那裏,再也沒有血淚,沒有屈辱。想陸院長這次簽字,應該足以掃淨他半生的遺憾和沉痛吧!

 

       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,是陸徵祥院長發本篤會三願的二十週年,就在這一天的同一個鐘點裏,他呼出了最後一口氣,走出人世這涕泣之谷。「……這場好仗, 我已打完; 這場賽跑, 我已跑到終點;這信仰, 我已保持了。從今以後,正義的冠冕已為我預備下了,就是主,正義的審判者,到那一日必要賞給我的;不但賞給我,也賞給一切愛慕他顯現的人。」(弟後四:7)

 

 

(完)

 

 



[1]  野聲(于斌)總主教(一九六七年獲教宗任命樞機)第二次為抗戰出國奔走,路過比利時,與陸徵祥謀劃《益世報海外通訊法文版》。

[2]   第一位華人樞機。

[3]   一九六一年晉牧,一九六六年陞總主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