景教的興衰

 

    人生真是無常,起落只在彈指之間。歷史也是一樣,生命交織著生命,生命接續著生命,層層疊疊,陳述著塵世間的一切變幻與興衰。

 

    唐初的中國,君主王臣都是出身遊牧民族,成長於中國北方草原的武將,儒家傳統承襲不深,要接受基督的信仰比較容易。然而,人世盛衰難免,景教雖然得到太宗和高宗皇帝的垂愛,得以在各地建寺傳教,榮寵一時,但也絕非一帆風順,不起波瀾的。

 

    在皇權的政制下,武則天篡奪了兒子的江山,為了贏取支持,便借助佛教這個強大的組織去建立自己的威信。佛教視基督信仰為外道[1],十分敵視,景教失去了皇家的護蔭,又受「末下士」道教徒的恥笑,日子並不好過。但世事難料,到了玄宗皇帝,基督徒竟又與皇親重臣重拾往昔的友誼,玄宗皇帝甚至親自為景教寺選名字,御筆親題扁額。這種起起落落的風光,全部都得到實證。

 

 

    明朝(公元1623-1625)年間,西安城西的一個道教聖地附近,發掘出一塊巨大的石碑,碑文豎行鐫刻了漢字1,756個,下部鐫刻著古敘利亞文字70多個,碑身頂部刻有「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」九個漢文大字[2],還鑲嵌著一顆巨大的珍珠。這塊黑色的石碑,立於大唐德宗三年(公元781) ,雕工精美,是中國基督宗教史上最古老的紀念碑。

 

    碑文的作者是大秦寺僧景淨,名字的意思是「景教之淨」,沿用天主教會的習語,我們應該稱他為景淨主教。這位景淨主教所撰寫的碑文,除了闡釋教理概論外,還紀錄了景教在中國發展的各個階段,故此,在某種意義上,這塊景教碑是一種官方文獻,證明景教具有中國的「公民權」,景淨主教很重視這種官方許可。嚴格來說,碑文只是一種結合了社會秩序的宗教編年史,在教理上,未有講論耶穌為贖罪而舉行的十字架血祭,而只提及不流血的祭祀,即信徒每七日舉行一次的禮儀「七日一薦,洗心反素」而已,與當初阿羅本主教交給皇帝的教理相比,已失去了福傳意味。為此,要適當地評價景教基督徒所領受的信仰,還應以最古老的文獻為準。

 

    立碑的施主名叫伊斯,是一位景教神父,他雖然不是中國血統,但卻官運亨通,位高權重。伊斯神父樂善好施,最後退隱於一座寺院中「依仁施利」,亦即是從事愛德的善功。伊斯神父每年集四大景教寺的「僧徒」,虔誠祈禱五十日,給饑者食,寒者衣,醫治病者,安葬死者,充份發揮福音的精神。

 

    景教碑既然印證了景教所受的禮遇與尊榮,又以愛德善功為後盾,但教理何以始終流傳不廣,紮根不深?原來,就在景教立碑後不足六十年,武宗皇帝登位。這位皇帝在位雖然只有六年,卻足已給基督徒教會致命的一擊,令景教從此一蹶不振。

 

    唐朝到了武宗一代,國勢已十分衰弱。這時候,佛教徒的勢力愈來愈大,擁有寺院四千六百餘所,良田數千萬頃[3]等等,大大地虛耗了國庫,而定居於中土的外國富商又令人民感到不安。士人官吏都歸咎於國家摒棄了傳統,接受了外來宗教。於是,武宗皇帝在即位後的第五年,亦即會昌五年(公元845) ,下詔逼令全國佛教僧尼二十六萬還俗,並拆寺收田。連來自大秦和波斯的宗教都受到牽連,被逼還俗的僧眾有三千餘人。

 

    會昌滅彿,本意在於對付佛教,但波連所及,景教、祆教、摩尼教亦遭逢同一命運。從此,中國最早的基督徒在中國內地幾乎絕跡,但他們散居到中國北方和西北方的草原上,一直到三個世紀後,蒙古人入侵中國,才再度回到中土。

 

 



[1]敦煌出土的《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》有載:西天有九十六種外道,此間則有波斯、摩尼、火祆、哭神之輩。此處的波斯教所指的就是景教。

[2] 「大秦」(Datchine) 是羅馬帝國東部地區的名稱,主要是指敘利亞地區,絲綢之路的終點。

[3] 大約相等於法國領土的面積

 

 

參考資料

 

中國基督徒史        沙百里著    耿昇、鄭德弟原譯    古偉瀛、潘玉玲增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懷仁叢書   光啟文化事業  2005

中華文明傳真之隋唐—-帝國新秩序       劉緯主編 尹夏清著商務印書館 2002

中國歷代帝王年表      202.101.244.103/guoxue/其他歷史書籍/…/中國歷代帝王年表.htm    06/22/2010  11:35a.m.

大秦景教碑          www.godoor.net/text/history/zhjh26.htm  06/22/2010  11:35a.m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