景教的興衰
人生真是無常，起落只在彈指之間。歷史也是一樣，生命交織著生命，生命接續著生命，層層疊疊，陳述著塵世間的一切變幻與興衰。
唐初的中國，君主王臣都是出身遊牧民族，成長於中國北方草原的武將，儒家傳統承襲不深，要接受基督的信仰比較容易。然而，人世盛衰難免，景教雖然得到太宗和高宗皇帝的垂愛，得以在各地建寺傳教，榮寵一時，但也絕非一帆風順，不起波瀾的。
在皇權的政制下，武則天篡奪了兒子的江山，為了贏取支持，便借助佛教這個強大的組織去建立自己的威信。佛教視基督信仰為外道[1]，十分敵視，景教失去了皇家的護蔭，又受「末下士」道教徒的恥笑，日子並不好過。但世事難料，到了玄宗皇帝，基督徒竟又與皇親重臣重拾往昔的友誼，玄宗皇帝甚至親自為景教寺選名字，御筆親題扁額。這種起起落落的風光，全部都得到實證。
明朝(公元1623-1625)年間，西安城西的一個道教聖地附近，發掘出一塊巨大的石碑，碑文豎行鐫刻了漢字1,756個，下部鐫刻著古敘利亞文字70多個，碑身頂部刻有「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」九個漢文大字[2]，還鑲嵌著一顆巨大的珍珠。這塊黑色的石碑，立於大唐德宗三年(公元781) ，雕工精美，是中國基督宗教史上最古老的紀念碑。
碑文的作者是大秦寺僧景淨，名字的意思是「景教之淨」，沿用天主教會的習語，我們應該稱他為景淨主教。這位景淨主教所撰寫的碑文，除了闡釋教理概論外，還紀錄了景教在中國發展的各個階段，故此，在某種意義上，這塊景教碑是一種官方文獻，證明景教具有中國的「公民權」，景淨主教很重視這種官方許可。嚴格來說，碑文只是一種結合了社會秩序的宗教編年史，在教理上，未有講論耶穌為贖罪而舉行的十字架血祭，而只提及不流血的祭祀，即信徒每七日舉行一次的禮儀「七日一薦，洗心反素」而已，與當初阿羅本主教交給皇帝的教理相比，已失去了福傳意味。為此，要適當地評價景教基督徒所領受的信仰，還應以最古老的文獻為準。
立碑的施主名叫伊斯，是一位景教神父，他雖然不是中國血統，但卻官運亨通，位高權重。伊斯神父樂善好施，最後退隱於一座寺院中「依仁施利」，亦即是從事愛德的善功。伊斯神父每年集四大景教寺的「僧徒」，虔誠祈禱五十日，給饑者食，寒者衣，醫治病者，安葬死者，充份發揮福音的精神。
景教碑既然印證了景教所受的禮遇與尊榮，又以愛德善功為後盾，但教理何以始終流傳不廣，紮根不深？原來，就在景教立碑後不足六十年，武宗皇帝登位。這位皇帝在位雖然只有六年，卻足已給基督徒教會致命的一擊，令景教從此一蹶不振。
唐朝到了武宗一代，國勢已十分衰弱。這時候，佛教徒的勢力愈來愈大，擁有寺院四千六百餘所，良田數千萬頃[3]等等，大大地虛耗了國庫，而定居於中土的外國富商又令人民感到不安。士人官吏都歸咎於國家摒棄了傳統，接受了外來宗教。於是，武宗皇帝在即位後的第五年，亦即會昌五年(公元845) ，下詔逼令全國佛教僧尼二十六萬還俗，並拆寺收田。連來自大秦和波斯的宗教都受到牽連，被逼還俗的僧眾有三千餘人。
會昌滅彿，本意在於對付佛教，但波連所及，景教、祆教、摩尼教亦遭逢同一命運。從此，中國最早的基督徒在中國內地幾乎絕跡，但他們散居到中國北方和西北方的草原上，一直到三個世紀後，蒙古人入侵中國，才再度回到中土。
[1]敦煌出土的《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》有載：西天有九十六種外道，此間則有波斯、摩尼、火祆、哭神之輩。此處的波斯教所指的就是景教。
[2] 「大秦」(Datchine) 是羅馬帝國東部地區的名稱，主要是指敘利亞地區，絲綢之路的終點。
[3] 大約相等於法國領土的面積
參考資料
中國基督徒史 沙百里著 耿昇、鄭德弟原譯 古偉瀛、潘玉玲增訂
懷仁叢書 光啟文化事業 2005
中華文明傳真之隋唐—-帝國新秩序 劉緯主編 尹夏清著商務印書館 2002
中國歷代帝王年表 202.101.244.103/guoxue/其他歷史書籍/…/中國歷代帝王年表.htm 06/22/2010 11:35a.m.
大秦景教碑 www.godoor.net/text/history/zhjh26.htm 06/22/2010 11:35a.m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