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零一一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紀念。不知是否因為這個緣故，最近幾年，文壇上出版了不少追憶革命前因、過程和後果的作品，讓生長在和平的搖籃裏的一代，有機會去傾聽華廈民族這百年來的哀歌。
無論是那一個民族，讀它的歷史，只會知道一個概況，就好像一個人，外觀只知其輪廓形貌行爲，極其還有一生際遇，但體內的每個細胞如何形成和分裂，不放在顯微鏡下，便無從得知。文學就是這樣的一個顯微鏡。文學作品往往捕捉到很多人物和故事，讓讀者可以深入地觀察到歷史内的「細胞」如何「新陳代謝」，觀察到生逢亂世，許多原本飽蓄著生命力的「細胞」，慘被暴力剝奪了生存的喜悅與自由。
香港大學爲了「製造」這樣的「顯微鏡」，積極爭取有心人的慷慨支持，成功地為龍應台創造了一個「傑出人文學者」的教授席位，讓她不僅坐擁一個可供閉關的「寫作室」，還有大量資源去組織助理團和拍攝隊，大江南北，上山下海，四出探索我們上一代的滄桑和隱痛。龍應台面對浩瀚的史料，甚有「林深不知處」之嘆，而我，在探索天主奧秘的旅途上，亦大有「雲深不知處」的迷惘，是以對她不眠不休四百天而完成的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產生了強烈的共鳴。
書名雖然把時代定位於一九四九年，但歷史是連貫的，很多時候都無法以某一個年份去割斷，反正，四九年前後好長的一段日子，無論是中國或德國（書中也涉及德國的浩劫），都在血泊中翻滾呻吟，是一個事實。但最意想不到的，《大江大海》竟然也收錄了一段我教信徒為爭取信仰自由而浴血的慘劇。
事件發生在一九四六年，離北方軍事重地張家口不遠之處，有一個小城鎮，名叫崇禮。崇禮原名西灣子，從十八世紀開始，已經是天主教會向蒙古傳教的基地，到了十九世紀，南懷仁來到這裏，見它背倚廣袤千里的蒙古草原，林木茂盛，天然資源豐富，於是精心經營，令清水河畔矗立起宏偉莊嚴的教堂建築群，連綿二十四公頃，典雅有緻。此後兩百多年，全鎮三千居民基本上都信奉天主教。
八年抗戰結束，共黨軍團搶先從日本人手中接管了這個小鎮，居民被逼屈服於無神論的政權之下，深深感到無奈和怨憤。十五個月後，國軍舉兵進攻，意圖收復崇禮，崇禮人為了信仰自由，不惜冒險組織民團相助。不成功，便成仁﹗國軍無法一舉得勝，崇禮人便必須面對可怕的命運。
到國軍收復崇禮，立刻便廣邀南京記者前去採訪。以當時的交通設施而言，從南京到北塞，需時不少。軍方等到所有記者抵達後，立刻設宴款待，酒酣飯飽，才領記者到廣場去。當時，地面上都結了冰，記者看見地上密密麻麻地堆積著一些看不出是什麼的東西，而廣場側面一扇門前，站立著兩、三百個悲容滿臉的村民。
記者走著，走著，最後走到一個能夠清楚看見那些密密麻麻的東西的位置上，發覺竟是七、八百具殘破不全的屍首，有些斷首殘肢，有些腸開腹破，沒有一具完整，顯然是受盡酷刑而死。就在這時候，被攔在廊下的村民，突然呼天搶地地搶入廣場，在「冰鎮」的屍首堆裏尋找親人，剎那間，淒淒慘慘的哭聲衝天而起，籠罩著整個廣場。
四十天! 從死者受盡嚴刑致命，到家眷認屍，那些破破爛爛的屍體堆在雪地裏竟然長達四十天﹗龍應台不禁問：「為甚麼要讓這些被戕害的人曝屍那麼久﹖」為的，就是要上演「共軍的殘暴」這一幕，讓記者親眼目睹家屬在殘破的屍首堆中認親的悲慟和慘痛，勾動他們的憐憫，好讓他們回去大事報導，抨擊共軍。這就是戰時的攻心技倆！
摧殘心靈的劍刃與屠殺肉身的刀鋒，誰更冷酷？誰更無情？真是彼此都沒有資格去指責對方！猶幸，崇禮英魂的肉身和心靈雖已憔悴，天主卻永遠是他們心中的福分和磐石。（參閲詠七十三：26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