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時的中國人言語不通，民情不同，要互通心意，便要透過一個過程，居於東方的先民稱之為寄，南方稱之為象，西方稱之為狄鞮，北方稱之為譯[1]。我們現在所說的翻譯，相信是沿襲了北方的用語。
從事翻譯，是要征服一國文字和另一國文字之間的距離，把作者的思維感受從一種文字帶到另一種文字裏，途中的困難，只有認真從事過這種工作的人，才能明白個中滋味[2]。
魯迅先生是個作家，也是翻譯能手，魯迅全集共有二十冊，其中一半是翻譯作品，以字數而論，更是譯作多於創作，所以他深深地體會到，「翻譯並不比隨便的創作容易」。翻譯要進入化境，必定要善於揣摩推敲，善於表達，善於鍊詞。翻譯絕對不是一揮而就的事[3]。
香港教區已故主教徐誠斌是象寄的高材。思果先生[4]說過，若論翻譯的快而準，徐主教一上馬，便無人能望其項背。徐主教精通中英雙語，天份悟性俱佳，才華橫溢，無論是中譯英或英譯中都是高手。他在晉牧之前不久，曾表示過很想把禮儀祈禱書籍翻譯成中文。
有人以為，徐主教為了侍奉天主，牧養祂的羊群而放棄了翻譯的抱負，但我卻認為，他從來沒有放棄過自己的才華和抱負，他只是換了一個方式，投身去翻譯一種更精奧更美麗的語言。他透過高尚的情操和辛勤的工作，把天主的思維感受從天國的語言翻譯成人間語言，讓世人讀得明白「天主是愛」的真正意義。
徐主教牧守香港只有四年(1969-1973)，但高瞻遠矚，集中了整個教會的力量，檢討過去，策劃將來，作出很多重要的建樹。在社會方面，他十分關注醫療、教育和社會福利各種服務，特別是教育，更是不遺餘力。
一九七三年四月，香港文憑教師為了爭取合理權益，宣佈罷教，杯葛昇中試。徐主教十分關心學童的升學問題，認為事態嚴重，於是挺身而出，充當橋樑。四月到五月間，徐主教致力從事斡旋工作，為學童和家長請命，他對教師說：「我 們為學童請命，為家長請命，為整個社會請命，為香港教育前途請命，請你們支持今年的昇中試 。」同時，他亦對教師的訴求深表同情，願意為他們爭取到可喜的結果。
可惜，到了五月二十三日，噩耗傳來，徐主教心臟病發，息勞歸主。港督、政要、基督教派領袖、社會賢達、學生、家長以及教師，盡皆深表哀痛。
我有一位朋友，是當年教師運動的核心成員。她說，當時的教師大多有感，徐主教是因為擔當斡旋工作，過於辛勞，引致心臟病發，是以舉殯當日，數百名文憑教師，預先到墳場迎柩，一片哀慟。這位朋友不是基督徒，但因為徐誠斌主教這種捨己忘私的行為，感動了她，是以數十年來，對於天主教會，格外尊敬。
作為橋樑，職責就像雙重翻譯似的，把說「象」的一方的立場、困難和願望，帶到說「寄」的一方去，讓說「寄」的一方讀明白了，再把「寄」的思維願望帶回「象」那裏去，如此巡迴往還，最後彼此瞭解，取其中道，和氣收場。徐誠斌主教在那次罷教事件中，運用了最高深的「翻譯」技巧，去征服官方和教師之間的思維距離，雖然出師未捷，但他確實付出了最真誠的心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。
天國的語言，徐主教真是翻譯得「信達貼」[5]！
[1] 禮記.王制篇
[2] 余光中先生的高見。余光中先生詩文雙絕，文評獨到，譯藝精純，是多產作家。
[3] 黃邦傑先生的高見。有譯作多種，著作有《譯藝譚》一書。
[4] 思果先生是散文名家，曾一度為香港公教報撰稿。思果先生亦精研譯事，著有《翻譯研究》和《翻譯新究》二書。
[5] 思果先生的高見：信是忠於作者的原意，達是讓讀者讀得懂，貼是貼切，讓讀者充份瞭解原文的文體、氣勢、說話人的身份等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