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
今年一月十二日，本港六大宗教團體舉行了一個有關教育問題的研討交談會，中文大學教務長兼天主教教育委員會副主席陳佐舜博士，代表天主教發表了一篇「天主教的教育使命」。不久以前，在利瑪竇書院舉行了一個宗教科教師座談會，陳博士又被邀請發表演說，論及「公教學校教師的任務」。從他的兩篇演詞中，已可看出我教會辦教育應有的宗旨，亦可看出一切在天主教學校執教者應有的責任。
本人自回港後，一直關心我教會的傳教和教育文化工作；並曾參加三月八日在聖瑪利書院召開的「公教學校内的靈性生活」座談會，與一些校長討論有關問題。從這些交談與探討中，使我深深地感到，在香港天主教學校中的一些急待解決的問題，值得一切從事教育的人士，予以檢討和加以糾正。
一、校監與校長的問題
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中，凡學校都有董事會，由董事會推選校監；有時一位校監可
以同時擔任數間不同學校的校監。校監的責任，本來主要的工作，是在對教育司或外界的關係；負責聘請校長與教員，對於學校的行政工作，有責任常與校長及校務主任保持密切的聯繫和合作。
至於天主教學校的校監和校長，更有責任將學校的施政合於基督褔音的精神，使學生們有機會接受倫理與宗教的課程，得到德育培養的機會，使學生在接受普通課程以外，並可以發展他們的人格，使他們成爲「完人」。最大的目的，也就是啓發他們去追求真理、認識人生的意義、接受褔音，成爲基督徒。
但是，事實上，有些神父、修士和修女們，在成爲校監或校長之後，常爲了行政上的工作操心，而忽略了對學生德育與靈修上的培育。甚至有些神父名義上是幾間學校的校監，但是他們除了認識這幾間學校的校長以外，對這些學校的教育一無所知；因他還可能是堂區的主任，或教區其它工作的負責人，對於這樣繁重的工作壓力，怎能再希望他去照顧到校長的行政方略、教師的質素、和學生靈性生活的培育呢？在這種情形下，一切工作便都落在校長身上。
換句話說：學生的德育和靈修的策劃等，都操在校長的手中。對於有責任感的校長來說，他們還會不斷地關心學生，不單只在外表上要求學生遵守紀律校規，而且也會爲教師舉行討論會，研究天主教的教育宗旨，爲教師指出人格教育的方針，爲學生舉辦倫理和靈性生活的講座，注重宗教課程實施的進度等。
二、校長與教師的問題
當校監兼任校長時，他們能與教師更多直接的聯繫；但若校監與校長分由兩人擔任，而校監又不能常到學校視察校務，對學生德育課程予以關心時，則整個學校的行政方針與宗教倫理課程的安排，全都落在校長身上。
因此校長對整個學校學生的風紀與德育培養，有着重大的責任。如果該校長是一位熱心教友，明白宗教教育的重要，那當然可以放心。但若一間天主教學校的校長是一位外教人或冷淡教友，對天主教的教義沒有研究，又不熱衷於對學生的宗教倫理課程的發展；對宗教倫理課程的教師也不關心其質素，則該校學生即使有外表的紀律，又有什麼實際裨益呢？當他們離開學校時，換了校服，就可搖身一變，另成一種類型，更可能因天主教學校紀律嚴格，只顧外表，而忽略了從内心去栽培人格，造成學生的反叛心理。當他們進入社會以後，反成了教會的叛徒。這種只顧外表嚴格而不予學生以心理輔導的作風，必將導致教育的整個失敗。
三、教師與學生的問題
無可否認，凡是天主教學校的教師，都有參與培育學生品格和宗教信仰的責任，而不是單單依靠宗教或倫理課程的教師一手去做。每一位教師都應該具有基督的教育精神，都應該對學生負起有關人格教育的使命。如果一位教師只是教他所負責的學科，以爲單單灌輸所教的學科給學生，而不關心學生的人格教育，實在沒有作到「教育」的目標，也沒有達成「教師」的全責。
天主教學校不願成爲「學店」，則天主教的教師也不應成爲「教書匠」；如果天主教辦學的方針只爲賺錢，那麼這些學校已變成商業化的「學店」；如果天主教學校中的教師只顧「教書」和「拿薪水」，則教師的身份與天主教學校的地位，都會貶值。而天主教每年付出如此龐大的人力、物力、經費去辦教育，就不再值得去辦了。
故此，在天主教學校中的教師，應該切實研究天主教的辦學原則與宗旨，應該羣策羣力，爲整個學校的宗教與倫理教育推動工作，應該關心到每一位青年學生的心靈發展與倫理道德的培育。否則，天主教的學校，已無存在的意義。就如梵蒂岡教廷教育部所說：「特别強調天主教學校的教育價值，而此種教育價值，正是天主教學校之所以存在的基本理由，也正是它特有的傳教工作的基礎。」（一九七七年教廷教育部）
四、檢討與反省
據作者數月來的觀察，及與天主教學校的校長和教師接觸所得的印象，今日在香港的天主教學校中，普遍存在着幾個急待解決的問題，現在將它們歸納如下：
（甲）宗教與倫理課程的師資
在許多學校中，不論是中學或小學，普遍缺乏教授宗教倫理課程的師資。他們之教授這種課程，只屬附帶性質，並無足夠的訓練。他們本身對教會教義與聖經缺乏認識，或者他們本身也沒有一個肯定而合乎基督褔音精神的人生觀，又如何能灌輸給學子們正確的人生哲學？如何能在學校中完成人格教育的使命呢？
最可痛惜的，是有一部份本身是教友的教師們，逃避責任，甚至不願校方知道他們是教友，以減輕他們對培養學生的負擔，這一點是值得校監與校長們特别注意的。
（乙）課程與教科書
在一切學校中，仍保留聖經課程；但在另一些學校中，則取消了聖經的科目，代之以社會倫理課程。在有聖經課程的學校中，很可能發生的問題，是只預備學生參加會考時，可以得到高分，而忽略了聖經中的啓示，與基督精神方面的培育，重學術知識而輕倫理德育的灌輸；在只有社會倫理課程的學校中，則完全忽視了宗教倫理和聖經知識的灌輸。故此，缺乏綜合性的課程，仍不能達到健全的地步。
此外，教科書的問題，也是值得研究的。單以聖經作課本的學校，則缺乏符合現代社會與教會事項與倫理意識的具體解釋，如果該科的教師又非神父、修士、修女，或不是經過特别訓練的教友教師，則當他們教聖經課時，決不能給予學生除純知識以外的教會使命，不能發生培養德育倫理的效果，教授聖經科目，只不過爲預備學生參加會考的知識而已。
但是，我們的目的並非只在準備會考而教授聖經，我們是準備學生的心靈去接受基督與褔音精神。忘記了這一點，我們不是在教授聖經，而只是在教授如同歷史、生物的課程一般；對於天主教的教育宗旨，完全沒有幫助。
我在國外曾遇到一些曾在天主教學校畢業的學生，當他們談到自己的聖經知識時，還得意地說自己曾經在會考中獲得聖經科的優良成績；但是當我問到他們的宗教信仰的生活時，他們如同外教一樣。他們很顯然地，沒有接受聖經作爲他們的信仰與人生觀、宗教與倫理的指南。
在另一方面，在一些教會學校中，完全取消宗教與聖經的科目，代之以社會倫理的課程，其後果更加值得懷疑。在普通的官津學校中，不也一樣有社會倫理課程嗎？如果在教會學校中，我們單單教授與普通學校的倫理課程，而缺乏信仰的播種工作；那麼我們又何必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去辦教育呢？（按：官津學校，係指由政府津貼補助的學校。）
故此，在聖經與社會倫理課程之間，我們應找出一種綜合的辦法，使能有一套統一的課本，能一方面有聖經的知識，一方面有社會倫理的資料，使能雙管齊下，產生知識和精神食糧並重的培育效果，這才是我們今日教育人士所急需解決的問題。
聖經課本與倫理科目的改良，有助於對學生德育的培養，也是準備學生接受基督與褔音精神的重要步驟。我們盼望天主教教育委員會，對這方面努力獲得解決，這對教會是一件急不容緩的工作。
（丙）課外讀物的供應
有一位天主教學校的教師曾經問我，公教報是多少時間出版一次；這一問題真使我驚愕了一陣。在這個問題的背後，我們可以發現出許多問題。
首先，我們不否認，今日仍然有許多公教學校，訂閱公教報及教會書籍刊物；但是，從另一方面，我們也得承認，在一些公教學校中，已經不再重視公教報與宗教書籍，這是一個可悲的現象。如果一間天主教學校，都不推動公教報與教會刊物，我們教會還能在文化出版事業方面有什麼發展呢？
其實，教育事業與文化工作是不能分開的。教育是推動文化的力量，而文化則是發展教育的基礎。如果我們要在公教學校中推行基督化的教育，我們一定需要同時在公教學校中推動公教出版的書籍、報刊、雜誌，使學生在課餘之暇，有充足的精神食糧。
五、總結
在今日這個充滿青少年犯罪問題的香港社會，教育制度與方法已有大加檢討與改革的必要。學校已不應只在協助學生參加會考和升學爲目的，應該爲社會教育出良好的公民。從教會的立場來說，我們有一個比教育良好公民更高的目標，就是拓展天主的神國，爲天國栽培公民，使社會基督化，使青年的一代成爲天主神國的公民。
這種目標是如此崇高和迫切，故此，凡參與天主教教育工作的人士，不論他是神父、修士、修女、教友，或是教外的非基督徒，都應認同此一原則，研究達成此一目標的方法，羣策羣力，共同努力去使之實現。
